飞机扫射的时候，拜伦正在路旁换轮胎。他和娜塔丽已经出了克拉科夫，正乘着这辆到处是锈的菲亚特出租汽车向华沙行驶，同行的还有班瑞尔-杰斯特罗、新婚夫妇、留胡子的小司机和他那胖得发蠢的妻子。

德国人入侵的早上，克拉科夫有几处地方着火，硝烟弥漫。但德机的第一次轰炸，并没使这座雅致的城镇遭到太大的破坏。他们在绚丽的阳光下驱车绕来绕去，找寻出路。因此，拜伦和娜塔丽虽然匆匆忙忙，但也好好地把城中著名的教堂和城堡以及那个象威尼斯圣马克广场一样宏伟的古老广场欣赏了一番。老百姓们并不惊慌，因为德国人离这儿还有五十多英里远。街上，人们仍然兴致勃勃地熙来攘往，火车站上挤满了人。班瑞尔-杰斯特罗总算弄到了两张去华沙的车票，不管他怎么劝说，拜伦和娜塔丽都不肯拿这两张票，他只好把自己的妻子和十二岁的女儿送上了车，然后他又熟练地把他们从一个营业所带到另一个营业所，穿过一些小巷和平时不用的大门，想法子把他们平安地送走。他好象谁都认识，而且很自信地办这件事，即便这样，他还是没能把拜伦和娜塔丽送出去。空中交通已经停止。罗马尼亚边境宣布关闭。往东到俄国、往北到华沙的火车，仍然没有一定开车的时间，人们扒在火车窗口，或者吊在火车头上。再有就是走公路。

留胡子的出租汽车司机扬克尔和他妻子是班瑞尔的穷亲戚，他们哪儿都愿意去。班瑞尔设法给他弄到一个官方证件，免得汽车被征用，但是扬克尔不相信这样的证件能用多久。他妻子坚持先把车开到她家，把所有的食品、铺盖、厨房用具都打点在一起，用绳子捆在汽车顶上。班瑞尔考虑，这两个美国人最好还是先到华沙的使馆去，那儿离此地有三百公里，要比冒险冲到边境去遇上德国军队强。因此这临时凑成的一伙人就出发了：七个人挤在一辆生了锈的旧菲亚特里，车顶上床垫子啪哒啪哒地拍动，几个铜锅有节奏地叮当作响。

夜间他们停在一个镇上，那里杰斯特罗有几个熟悉的犹太人。他们饱餐一顿，在地板上睡了一觉，黎明时又上了路。他们前面这条狭窄的柏油路上，挤满了步行的人和马车，马车上装满了孩子、家具和呱呱乱叫的鹅，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一些农民赶着驮了家当的驴子或几头哞哞叫着的母牛。行军的兵士们不时把这辆汽车逼到路边。一队骑兵开过，他们都骑着高大的花斑马。风尘仆仆的骑士们一边行进，一边聊天；他们都是些身材魁伟的汉子，钢盔和马刀在早晨的阳光中闪闪发亮。他们大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一边用手捻着胡子，以那种好脾气的轻蔑目光瞟着散乱的难民。一连步兵唱着歌走了过去。尽管爬上了头顶的太阳火辣辣的，但是这么个晴朗的天气再加上成熟的玉米的芳香，使得这些赶路的人感到挺舒服。在这条穿过黄橙橙庄稼地的又长又黑的大路上还看不到什么战斗部队的时候，一架孤零零的飞机突然从天空俯冲下来，沿着这条大路低飞，发出了哒哒、哒哒的猛烈响声。这架飞机飞得很低，拜伦都能看清上面的号码、黑十字、a字和固定的粗笨的轮子。子弹打到人身上、马身上和车上的家具什物及孩子们的身上。拜伦觉得一只耳朵热辣辣地刺痛，不知不觉地晃了几晃，就摔倒在地上。

他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睁开眼睛，坐起来。衣服上的血吓了他一跳——都是大滴鲜红的血迹；他觉得有种热乎乎的东西滴到脸上。娜塔丽正跪在他身旁，用一块湿透的红手绢擦他的头，他记起了飞机的事。路对面，那个哭着的小姑娘抱着一个男人的腿，眼睛盯着一个躺在路上的女人。她一边抽抽噎噎地哭，一边反复地喊着几句波兰话。那个男人是个淡色头发的波兰人，赤着一双脚，衣衫褴褛，他用手抚摩着孩子的头。

“那是什么意思，她说的什么？”

“不要紧吧，拜伦？你觉得怎么样？”

“有点晕。那个女孩儿在说什么？”

娜塔丽看起来有点怪，她的鼻子好象又细又长，头发蓬乱，脸色发青而且满是灰尘，唇膏已经蹭掉了，额头上还沾着拜伦的一点儿血。“我不知道，她发疯了。”

班瑞尔站在娜塔丽身旁，捋着胡子。他用法文说：“她不停地说，‘妈妈多么难看。’”

拜伦站起身来，一只手撑着汽车发热的挡泥板，两个膝头使不上一点劲儿。他说：“我觉得没事儿了。伤口怎么样？”

娜塔丽说：“我说不好，你的头发太厚了，可是流了不少血。最好把你送到医院去，缝几针。”

司机也急忙把刚换的轮子上的螺钉拧紧，冲着拜伦笑了笑，汗珠从他苍白的鼻子和额头上滚到胡子上。他妻子和那对新婚夫妇站在汽车的影子里，神色惊慌，眼睛望着天空、大路和那哭叫的小姑娘。一路上，许多受伤的马抬起后腿跳着、嘶叫着，翻倒的大车上摔出来的家禽被大嚷大叫的孩子们追得慌慌张张地乱跑。人们弯着身子照护受伤的人或是把他们抬到车上，激动地用波兰语呼喊着。晴朗的天空中，灼热的太阳火辣辣地照着。

拜伦摇摇晃晃地向那个哭叫的小女孩走去，娜塔丽和杰斯特罗跟在